唐诗与宋词中的不同春景

　　唐诗中，暮春时节的残花落红的景象，多是作为审美客体出现。虽有杜甫“一片飞花减却春，风飘万点正愁人”的家国寄托，但占据主流的是李白诗所说的“万物兴衰皆自然”的豁达。如杜牧的《叹花》：

　　自是寻春去校迟，不须惆怅怨芳时。

　　狂风落尽深红色，绿叶成荫子满枝。

　　春暮花谢，又是绿叶成荫、子实满枝之喜，不需惆怅嗟怨。唐诗中的花开花落，更多的是向世人传达一些变迁规律、人生哲理。

　　二

　　以词体而论，唐人词中的春天也不同于宋人。唐代少有的几首写春天的词，也是欢快愉悦的：“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”（张志和《渔歌子》），“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”（白居易《忆江南》）。宋人词里的春日，却回荡着一派惜春、伤春、送春的伤感与叹息。

　　晏殊身为太平宰相，富贵优游五十年。在他风平浪静，踌躇满志的一生里，所看的春景却是“春花秋草，只是催人老”（《清平乐》）。他的《浣溪沙》中的名句——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之灵魂，正是一腔感伤惜时的忧惧心绪。

　　宋词的伤春名作，还有欧阳修《蝶恋花》“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”；晏几道《临江仙》的“梦后楼台高锁，酒醒帘幕低垂。去年春恨却来时。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”等等。如此深厚的春愁、春怨，即使有“一片春愁待酒浇”（蒋捷《一剪梅》），只怕也是如张先所言“午醉醒来愁未醒。送春春去几时回？”（《天仙子》）大半是无计消除的。

　　到了南宋，伤春忧国成为词作的重要主题。词人眼中的春景，满是残红、落花、春愁、泪眼，病酒、消瘦一类残缺美；心中意绪不离悲、苦、怨、愁，表现出浓重的落寞之情。辛弃疾的《祝英台近·晚春》问道“是他春带愁来，春归何处？却不解、带将愁去”。春带愁来，却将春愁留在人间。春与愁就成为南宋词强固连接的物象，是咏春词最显著的特点。

　　辛弃疾的《摸鱼儿》是南宋咏春词的代表：

　　更能消几番风雨，匆匆春又归去。惜春长怕花开早，何况落红无数。春且住，见说道，天涯芳草无归路。怨春不语，算只有殷勤，画檐蛛网，尽日惹飞絮。

　　这是词的上阕。辛弃疾是豪放派词人，然这首词却是宛转怨慕，曲写心志。几番风吹雨打，花落成泥，春归无处。眼前景就是心中事。他借春事（惜春、留春、怨春）之阑珊，写忠君爱国的一腔热忱，如春日花朵般被无情打压。以残缺的春景，比喻自我人生功业的失意，纤秾委婉地传达出内心的无限哀痛。再如李清照《武陵春》“风住尘香花已尽，日晚倦梳头。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语泪先流。”写残春花落带来的物是人非的伤怀失意；吴文英《风入松》“听风听雨过清明，愁草瘗花铭”言风雨落花之可哀等等。

　　宋末元初的遗民词人手中，春天从一个欢快美丽的季节，变成寄托黍离之悲和亡国之恨的寄托。“春光兀自好，我却为春愁。”（真山民《春感》）芳草飞花、春风绿柳，纷纷变作了悲愁哀痛的对象。刘辰翁的“送春去，春去人间无路。”（《兰陵王·丙子送春》）送春实则是送南宋。春天的美好寄喻着家国之思。不但残春、暮春让人吟出哀苦愁叹，遗民们的春恨意识拓展到了整个春季，凡初春、仲春、暮春之景，皆是抒发悲恨愁苦的机缘。春恨主题虽非宋词所独有，但是词为中国文学体裁中之精美者，幽约怨悱之思，非此不能达。（缪钺《论词》）宋词中的春天，正因曲折传达出了各种复杂难言之思，而令读者喜爱。

　　唐诗宋词中的春景，从来不是简单的风景描摹。它们和时代的氛围、政治的气候桴鼓相应、若合符节。清人吴乔的《围炉诗话》提出过“诗中有人”的理论：“人之境遇有穷通，而心之哀乐生焉。夫子言诗，亦不出于哀乐之情也。诗而有境有情，则自有人在其中。”正因为有个人的境遇、人事哀乐的参与，相似的春景才能写得如此生动而不同。透过唐诗宋词中那些脍炙人口、辞藻华艳或幽微深曲的诗句，我们不仅看到了春花春雨、月夜春风，更捕捉到了前哲先贤睿智多思的心曲。大自然已经足够精彩了，词人骚客又各出妙意，滋英咀华，以助佳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