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佚名       来源于:中华古诗词网

  尤其是第一次北伐,太宗股中两箭,乘驴车逃走,才幸免于难。在他失踪的那段时间,发生了军士拥立赵德昭做皇帝未遂的事件。这加大了宋太宗对武人的戒心。

  北伐失败后,作为五代以来第一位非武将出身的皇帝,宋太宗厌恶谈论用兵事,他对近臣讲了一段名言:“国家若无外忧,必有内患。外忧不过边事,皆可预防;惟奸邪无状,若为内患,深可惧也。帝王用心,常须谨此。”他把内患看得比外忧更可怕。在对外关系上,也以被动防御为主,终成积弱的局面。

  宋太祖时期,前线作战的将帅有极大的自主权,能征善战的有十四将,但到了宋太宗时期,这十四名将帅全被撤换。相应的,这些将帅的自主权也被太宗收回。从此,将帅由皇帝直接支配,严加控制,甚至发生战争时,也要由太宗向将帅预授阵图,将帅必须照此行军布阵,几乎丧失了战争的指挥权。宋太宗对军事并不在行,他的部署很少有不失败的。但如果将帅敢于不按阵图行事,往往获胜。如太平兴国四年的宋辽满城之战就是实例。宋军起初按照阵图分布,八万人马分为八阵,首尾互不相顾,处于挨打态势。眼看是个必败之局,赵延进重新将军队分为两阵,两军对垒,辽军死者不可胜计,宋军在对辽作战中取得了一次难得的胜利。

  宋朝掌握军政的枢密使(相当于军委)大多使用文臣,虽然偶有武将出任,也难免遭到猜疑。宋太宗初期,宿将曹彬曾任此职,但几年后就被免掉了。太宗还把一批文臣调到军队中任职,真正的武将往往要受文臣节制。另外,太宗还派宦官去军队监军甚至带兵。这都是抑制武人的举措。

  从宋太宗以后,以文人任武职渐渐成为常态。

  宋高宗第二次收回兵权

  记者:“重文轻武”是不是宋朝对外作战屡战屡败的直接原因?

  张邦炜:宋太宗压抑武将,对赵家王朝有利,篡夺皇位为目的的兵变不可能得逞。对社会也有好处,使分裂、动荡成为过去,内部统一、安定。可是,过分压抑武将又成为宋朝积弱不武的关键原因之一。

  武将对于他们的无权地位极其不满,宿将曹翰愤然写下《退将诗》,在太宗面前大发牢骚:“曾因国难披金甲,耻为家贫卖宝刀。”

  在重文轻武的气氛下,社会上有句流传很广的谚语:“做人莫做军,做铁莫做针。”当兵在社会上被看做下贱职业,脸上手上刺着字的士兵备受歧视,士气难免低落。将帅无威严,士兵又骄惰。如岐沟关之战,士兵“万口传叫,嚣声沸动”,与乌合之众无异。

  宋真宗恪守重文轻武这一先父遗制,在位期间,文臣的地位继续提高,武将的地位越发下降。真宗为了奖赏武将曹利用,先赐进士出身,再除仆射,这种奖赏本身就是重科举的表现。曹利用虽已官至枢密副使,但进士出身的枢密使寇准不把他放在眼里,公开藐视:“君一武夫耳,岂能解此国家大体耶!”

  在这种政治空气下,重文轻武的观念深入人心。陈尧咨是个状元,已官至知州,仅仅因为他平时喜欢练习武艺,便被母亲狠狠毒打。后来,真宗需要一个既擅长弓矢又仪表出众的官员去陪同辽朝使臣射箭,只有陈尧咨符合条件。真宗托近臣给他捎话,如果他愿意,将封他为节度使。陈尧咨请示母亲。话刚说出口,又遭到一顿毒打,母亲骂他有损于书香门第声誉。可见,节度使虽是武职高官,但仍受鄙视。

  记者:武将的地位在宋朝一直如此吗?

  张邦炜:武将地位其实在南宋初年也有提高。那是因为金军大兵压境、局势相当危急,宋高宗认识到了重文轻武的弊端,不得不暂时放松对武将的防范,授予他们较大的权力。一是武将出任宣抚使。北宋一代,武将任宣抚使者仅狄青一人。南宋初年,刘光世、韩世忠、张俊、吴玠、岳飞、吴璘等六人相继出任这一地位高、权力大的职务。二是武将担任安抚使。安抚使在北宋时大多任用文臣,而南宋初年则兼用文臣、武将。如在建炎四年任命的建康、江州、浙西、鄂州四路安抚使中,浙西刘光世、鄂州李允文为武将,占一半。三是武将有权便宜行事,遇到紧急情况,先采取措施,后上奏朝廷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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