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读《桃花源记》：遥望桃花源

　　光亮源于空地，而最本原的空地却是“林中空地”，因为它在遮蔽的森林中敞开了一片地方。于是，唯有林中空地才使事物的显现成为可能。那知其光亮者，本应将秘密隐藏于黑暗的缄默之中。人必须让自身隐入敬畏的缄默，才能在暗夜看到繁星。

　　但武陵渔夫欲念横生，要凭借“寻向所志”或靠现成的标志来找到它，由此产生了一代代人粗暴的搜寻。桃花源在给予光亮的同时又有所遮蔽，遮蔽有两种方式，一是退隐，令所有如探险般的寻源活动，永远只能“旋复还幽蔽”“世中遥望空云山”，结局只能是“迷不复得路”；二为迷惑，存在者虽然显现出来，但不是显现为自身而是他物（就如后世蜂拥而出的各种伪“桃花源”）。

　　当然一旦得其“口”进入，则意味着另一种对自我澄明存在之境的“敞开”。退隐并不意味着消失于虚空之中，而是被牵涉另一个时空领域中。“消隐暗示着显现，但消隐也并非意味着不存在。”桃花源呈现着一种未被深刻认知的生态，展现在世人眼中，那是一种如海市蜃楼般，混沌、脆弱、幻灭的特征。但它完全可以退隐到历史和时间之外，与此同时，也就不可能被置于发现、享用、扩展或开发的现实判断之下。

　　桃花源的时间进程貌似处于历史主体进程之外。“问今是何世，乃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，除了“桃花源”人的自我感受之外，还显示了另一种时间凝固的状态，这种状态是通过渔人与“桃源”中人对时间的体验感之差异来表现的。“山中一日、人间一年”“斧柯烂尽。既归，无复时人”等描述，说明（仙）山内外两条并行的时间轨出现了不同的速率；故事人物机缘巧合，在世俗社会中与一个时空“裂缝”迎头相遇。

　　但是，当渔人走出桃花源后，人世间的境况并没有巨大的异常，渔人在桃源内生活所花的时间与源外流逝的时间一致，完全同步并行。只有当渔人搅动了桃花源原本安宁完美的凝定状态后，时间才变得不再停滞，桃花源消失后再无可寻觅。所以，静止的时间恰恰是桃花源乌托邦叙述得以确立的一个前提。

　　在迷与悟的现场

　　一自陶公寻源后，千古高风说到今。不少诗人文士动身去寻找精神的桃花源，在竹杖芒鞋的风雨途中，缓解着长才未展、壮志难酬的苦闷，平复着他们由险恶仕途或家国之悲所造成的心灵损伤，寻（桃花）“源”文化也成为迁徙流动的特殊人文现象。

　　现在关于桃花源社会原型的说法已有三十多种，以“桃源”自喻自名的就有十四五处之多。湖南湘西常德在晋代便有桃源观，福建龙溪有桃源墟，武夷山有桃源洞，江苏泗阳有桃源驿，浙江天台亦有桃源洞，山东曹县有桃源集，四川、安徽、云南、贵州乃至东北也有以桃源命名之所在。

　　而在《桃花源记》末尾，则有高尚士刘子骥欲寻桃源未果的情节。

　　这样的补记，给渔人误入桃花源的神异事件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背景。因为刘子骥确有其人，和陶渊明有一定的社会关系，据《刘子骥传》记载，其人“好游山泽，志存遁意”，且在山水游历中也曾有类似奇遇。纪实与虚构的对接，从渲染力上增强了故事的纪实性，让桃花源的存在产生亦真亦幻的迷离效果。

　　相对渔人的背信弃义和太守的急功近利来说，刘子骥寻访桃花源的动机要单纯很多，但依旧未遇。心术不正的渔人是在“忘路之远近”时才得以误入桃花源，在了无心机的情形下，机缘巧合才可以得见桃源胜境。刘子骥虽是“高尚士”，是君子，但毕竟是刻意为之，一旦着意，就即刻迷失。

　　而且，“规往”还仅是个计划前往的意思，尤其“寻病终”这三个不祥的字眼，更为桃源增添了一抹“禁忌”或警示的色彩，似乎对桃源有所企图就将遭遇不幸，遂有后世的“无人问津”。时人终于抱憾放弃了对世外桃源的寻找，也将后世读者再度劝返回现实生活中。

　　既然并未前往，作者为何要把它纳入文章结尾的一部分呢？

　　桃花源既不划归于梦境，也无法安放于现实，它不在世间任何地方存在，而是自成一种空间。桃花源的发现与失落，得之于人主体精神的丰满及对人事阅历的“悟”与“迷”的洞察，它暗示着人性迷失之后回归之路的艰难，同时更强调着出入口寻觅的偶然性。在显隐之间甚至是有无之间，人类生存本身含有一个隐蔽的向度。“愿言蹑轻风，高举寻吾契”——我愿无声无息地踏乘轻云而去啊，高飞远扬去寻找志同道合的知己；五柳先生说，我们向往桃花源，但绝不会按图索骥地去发现它、控制它、到处宣扬它；而只愿在意举酩酊、轻风高扬间，隔着恰当的距离，与之相投相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