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:时代周报  作者:王珏磊等

  本报记者 王珏磊 实习生 赵淑菊 发自上海

  《福布斯》杂志两年前的一份榜单,近期再度走红。这个2009年“税负痛苦与改革指数”排行榜将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罗列于全球50个国家或地区的第二名,当时即引起大量讨论。9月19日,《人民日报》旧事重提,对其进行质疑,将中国的宏观税负话题再次推向漩涡中心。与此同时,财政部日前公布数据显示,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74286.29亿元,同比增长30.9%。据此测算,今年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。由此,减税呼声再起,殊为凶猛。

  《福布斯》榜单惹争议

  根据《福布斯》计算方法,就一些各国都有的税种,选用最高的边际税率来计算痛苦指数,例如,2009年,我国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为25%,则相应的痛苦指数为25,照此算法,直接加总各项最高税率和社会保险费率,得出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为159,仅次于法国的167.9,高踞全球第二。

  时隔两年,《人民日报》日前刊文称,《福布斯》的“税负痛苦指数”科学性较差,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。

  对此,《福布斯》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:“《人民日报》有很多地方确实有道理。我们的立场是,中国的税负问题是很复杂的,宏观税负也不是唯一的尺度,应该允许通过别的角度来观察这个现象,这才是一种科学的做法。我们也并不是说我们是唯一正确的。”

  “税负痛苦指数”只是福布斯简单形容税率高低而生成的通俗化概念,周健工认为:“一方面,税率越高,纳税人感觉越痛苦;另一方面,如果税收得到有效的管理和使用,纳税的负担和所享受的福利相匹配,大家也不会产生痛苦感。”

  《福布斯》榜单的科学性,是一些学者质疑的焦点。知名经济学家、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即告诉时代周报:“不同的税是不能相加的,一头猪加一支铅笔加一个杯子,不能说加起来就是三。而且,仅算边际税率,不作加权,会对真实状况有很大的扭曲。再有,福布斯是有选择地挑一些税种,它标榜的公正性肯定不成立。比如说西方国家普遍都有遗产税,最高达50%左右,这一项就没选。如果加上这项,一些西方国家的痛苦指数就大大上升了。”

  不过,在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看来,福布斯是个媒体,它不是一个研究机构,因此,对其榜单提出学术要求,是“鸡同鸭讲”。“它根本不是学术问题,而是价值判断问题。它掌握了一些数据,证明中国大致上税是重的,这就够了,与民间企业、普通民众的感觉相比,恐怕无太大悬殊。并且,它并不只是针对中国,同时还评价了其他国家,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。”

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石磊也认为,如果《福布斯》采用的指标是用来分析所有国家的,只用一个标准,就有它的合理性。“这个结果与老百姓的感觉也是相吻合的。从经济学上看税负痛苦指数,不只是看税收高到多少,而是把通胀率、收入增长率、税收增长率合并比较。在通胀的条件下,居民收入水平没有显著上升,而税收却是增加的,比如今年上半年个税就同比增长了35.4%。居民当然会有怨言,怨言来源于情绪,情绪产生于痛苦。”

  财政收入首破10万亿

  财政部日前公布数据显示,今年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74286.29亿元,已达全年目标的83%。同比增长30.9%,增速远高于年初确定的增长8%的目标。据此测算,全年财政收入将首次突破10万亿元。

  随着投资、工业、消费等各项指标的回调幅度趋缓,经济回调空间减小,财政收入增长将获进一步支撑,“今年将达到11万亿。”独立经济学家、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对时代周报记者预测。

  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经济高速增长当然是基础,税收制度不尽完善,也是很重要的一点。”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告诉时代周报。

  在刘尚希看来,税收制度不尽完善,税费偏高是一个问题,税负的分布结构不合理也是表现之一,主要是作为流通税主要税种之一的营业税存在重复征税现象,而随着商品流通规模扩大,营业税规模也会快速增长。目前正在考虑把部分营业税改为增值税,这是完善税制的重要一步。

  “还有一个因素,很多人不太了解,我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很高,而有些税收与GDP无关,比如进口商品带来的关税、增值税,就与GDP没有任何关联。当经济外向型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,税收收入的增长就会快于GDP的增长,导致税负比重提高。”刘尚希称。

  全部政府收入除财政收入外,还包含土地出让金、收费罚款等预算外收入在内。“中国的大口径宏观税负达到30%以上。”李炜光表示。

  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,在刘尚希的解释中,还有个重要原因,原先没有纳入预算的非税收入,从增量层面已经全面纳入预算。“根据财政部规定,土地出让金、国资经营性收入,这些上缴财政的部分,都要纳入预算。由于预算管理制度的加强和完善,造成财政收入增长非常快,实际财力并没有增加多少。”

  不过,在李炜光看来,财政收入十余年来一直保持30%左右的增速,这属于长期超常规增长。“如果财政收入增速过高的话,肯定有超常因素,就是我们所说的‘竭泽而渔’的做法。对企业、对社会、对国民享受的福利,上上下下不是按经济做事,而是能挤多少就挤多少。政府要想增加财政收入,没有任何法律或体制上的障碍,而社会和市场在保障自己的权益方面没有设防,没有保护机制。”

  减税是唯一的牌

  财政收入大幅增加,减税呼声再度汹涌。多位专家表示,在关注财政收入的同时还要注重财政支出,减税是税制改革的目标。

  “营业税和增值税是两大流转税种,都有降税空间。主体税种应该减税了,这是最主要的。至于非税收入这块,行政收费的征收这块也要减,但这是老大难问题,行政收费要养活那么多部门,这是刚性的东西,我不太相信它能减。现在的动作只能放在增值税、营业税这些主要税种上。”李炜光表示。

  “减税是唯一的一张牌,把个人所得税从最高45%降到20%,把增值税从17%降到12%,这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。”谢国忠也向时代周报表示。

  也有专家认为,相对于放在台面上的税收收入,隐性的非税收入让百姓痛感更强,也更难以监督。华生告诉记者:“中国最主要的还是要减少非税收入。如果宏观税负不变,只是减少税收收入的话,政府会更依赖非税收入,这样更糟。我觉得取消土地出让金比什么都管用,房地产价格一下子就下来了。”

  在刘尚希看来,政府公共收入是一个体系,应该是包括税收收入、行政事业性收费及公共产权收益等各方面。“我们不要只盯着税收,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有大量公共产权的收益,土地、矿藏等大量公共资源带来的收益因为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而流失了,应该进一步强化。这一块增加后,对税收的压力就会相应地减轻。”

  而在现有的税收结构中,明显存在间接税过大、直接税过小的现象。数据显示,2010年,中国仅增值税、消费税、关税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5项间接税的税额就高达63679亿元,占税收总额的87%。而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比例显然不能同日而语,其中个税只占税收总额的6.6%。

  “老百姓对直接税比较敏感,对间接税不敏感,但实际上人人都要交间接税。问题是现在直接税还在减,个税免征额从9月开始调整后,我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群比例只剩下百分之二点几。一方面大家都不希望交直接税,另一方面又都反对收入差距扩大,这就形成两难的矛盾。”华生称。

  不过,刘尚希认为,间接税高并不是问题,发展中国家普遍都以间接税为主。“在提高个税免征额、直接税减税的情况下,不可能再去提高直接税。”

  对未来税制改革的方向,刘尚希认为,将会推进资源税的改革,向有助于节能减排的方向发展。企业的税负可进一步减轻,个人所得税还会更趋完善。“税收改革要有整体设计,不是某一个税种的改革,否则就会流于碎片化。”

  “未来应简化税制,目前税制太复杂,导致税收成本很高,整个税收中有20%用于征税成本,完全可以降低成本,省下的钱转化为民生投资。此外,应实现税收指数化,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经济增长质量挂钩。居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的话,没有任何理由增加税收。”石磊则认为。

  与减税相对应,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也已迫在眉睫。庞大的“三公支出”久抑不下,与政绩挂钩的“铁公鸡”投资占比过大,民生支出比例超低,一直为人诟病。而财政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,8月全国财政支出8076.96亿元,同比增长25.9%。

  刘尚希认为,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已在进行:“现在社会性支出在不断增加。财政支出数额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GDP,教育、科技、医改的支出都增加非常快。而行政管理开支尽力在压,实现零增长。”

  不过,在李炜光看来,这些年财政支出体制并没有改革,各地政府是生产建设型的,支出主要用于“铁公鸡”,百姓客观上也能享受到一点公共服务,但与庞大的财政收入相比,远不成比例。“财政支出体制改革,难就难在这不是财政部门自己能推进的,它是一个综合性问题,涉及到政府和人大的关系,国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关系,而且直接牵涉预算改革。去年搞的预算体制改革,实际上就是在改革财政支出体制,但非常难,比税制改革还难。”

  “公共经济的基本核心价值就是民生,要以此来指导财政收入和支出体制改革。”石磊认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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